1935年3月14日，阮玲玉的灵柩从上海万国殡仪馆移至闸北联义山庄墓地。当天，超过300名她生前的亲朋好友赶来送行，场面肃穆而悲壮。下午1点10分左右，金焰、孙瑜、费穆、郑君里、吴永刚、蔡楚生、黎民伟等12位中国电影界的重要人物，将阮玲玉的遗体抬上灵车。送葬队伍长达数里，灵车所经之地，路两旁涌动着成群的送葬民众，估计人数达到30多万。此时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驻上海记者惊叹道：“这无疑是世界上最为盛大的哀悼。”而更令人震惊的是，阮玲玉自杀的当天，上海发生了五起少女自尽事件。她们留下的遗言大致相同：“阮玲玉都死了，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”

阮玲玉的选择让人难以理解，尤其是她刚刚出演了《新女性》，事业和名声都达到顶峰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她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？事实上，阮玲玉的心情早已受到恋爱中的痛苦折磨，这也是她走向悲剧的根本原因。

阮玲玉于1910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工人家庭。她的父亲阮用荣是一名上海浦东亚细亚油栈的普通工人，收入微薄，长期劳累积劳成疾。阮玲玉6岁时，父亲因病去世，留下一个贫困的家庭。父亲去世后，家中并没有积蓄，连丧葬费用都难以承担。为了生计，阮玲玉的母亲不得不以女佣身份为富人家庭工作。经过长年的艰苦劳作，阮玲玉的母亲逐渐意识到，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教育。因此，她省吃俭用，将阮玲玉送到私塾读书。尽管如此，阮玲玉的母亲仍感到这些知识过于陈旧，于是她设法将阮玲玉送进了崇德女校，这是一所由美籍传教士创办的学校。

15岁时，阮玲玉已经成为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。天生丽质，加之受过一定教育，她的气质和外貌更显出众。一天，阮玲玉偶遇张达民，张家少爷。这位少爷对学业不感兴趣，终日游荡在舞厅和娱乐场所。阮玲玉身上那种脱俗的气质引起了张达民的注意，他开始展开追求。为了追求她，张达民尾随她到公园，了解她的兴趣爱好，甚至常常接济她的母亲。

从小在困苦环境中成长的阮玲玉，很快便依赖上了张达民所给予的安全感，并最终在他的热烈追求下沦陷。两人开始了秘密的恋情。张达民的母亲及阮玲玉的母亲都坚决反对这段关系，认为两家之间的身份差距过大，不适合结合。然而，阮玲玉已深深迷恋上了张达民，她毅然放弃学业，搬到张达民为她租住的房子，与他同居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张达民很快回到了他曾经的烟花柳巷生活，他的经济状况也变得越来越拮据。阮玲玉发现，张达民所给予的爱和依赖，逐渐变成了她无法摆脱的束缚。为了谋生，她的哥哥建议她尝试进入电影行业，成为一名演员。阮玲玉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面试，没想到凭借其天生的气质和演技，她被导演卜万苍一眼相中，并开始出演电影。

随着事业的发展，阮玲玉逐渐在电影界崭露头角，成了众人瞩目的女星。然而，爱情的阴霾依然困扰着她。她始终没有摆脱“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”，即在家人反对的情况下，她却更加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爱情是不容抛弃的。这种情感的执念让她无法理智地判断自己所处的局面，最终陷入深深的困境。

阮玲玉的情感经历像是一场“山鲁佐德情结”的悲剧。她在面对张达民和唐季珊之间的感情纠葛时，试图凭借自己的魅力改变他人。然而，她的期望最终并没有得到满足。在与唐季珊的交往中，阮玲玉并未察觉到唐季珊对她并非真心，而是通过她维系自己的地位。即使她收到过前电影明星张织云的警告，阮玲玉仍不以为意，继续与唐季珊交往，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

阮玲玉离开了张达民，搬进了唐季珊为她购买的小洋楼。然而，张达民并不甘心，就提出了离婚费用的要求，并最终通过法庭诉讼，要求阮玲玉支付高额赔偿。此时，阮玲玉为了避免与唐季珊关系的破裂，不得不在报纸上登出声明，声明她与唐季珊的关系并非同居，经济独立，未曾向唐季珊赠送过礼物。这一举措在民国时期具有特殊意义，因为那时的婚姻和家庭事务往往需要公开声明，以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。

然而，阮玲玉在唐季珊面前的卑微请求并未得到回应，唐季珊最终另结新欢。阮玲玉忍受着唐季珊的虐待和张达民的威胁，陷入了深深的困境。她曾希望蔡楚生能够帮助她摆脱困境，但最终她发现，自己一直在自欺欺人，而周围的世界充满了自顾不暇的人。

在所有希望破灭的瞬间，阮玲玉决定用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她的死，不仅是一场个人的悲剧，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阮玲玉曾是那么的美丽、聪明、充满才华，可最终却因情感的困扰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。她的离世，犹如一场爱情的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”，她成了自己情感“劫持者”的俘虏，最终在痛苦中走向了尽头。

鲁迅曾指出，阮玲玉死于“人言可畏”。她死后的五位追随者，用她作为“新女性”的象征，但事实上，阮玲玉的悲剧源于内心的不够坚强，她未能摆脱恋爱中的三种典型症状。只有女性在恋爱中保持自信、勇敢与坚强，才能避免走上阮玲玉的老路，成为内心真正强大的自己。